独家视角

　　唐光诚

　　《新京报》昨日报道，北京市工商部门已经暂扣千余公斤涉嫌含苏丹红的鸭蛋，这些鸭蛋来自河北等地。目前，“红心蛋”事件主要责任人已经被刑拘。

　　“瘦肉精”事件已有治罪的前车之鉴，“红心蛋”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显然也逃不出刑法的制裁，这是法治的必然途径。不过，工商部门对这个事件中关于消费者赔偿的说法让人有些不解。

　　据北京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，消费者申请索赔的必要依据之一是有购物小票；其次要有红心咸鸭蛋的确含有苏丹红Ⅳ号的权威检测证明。另外，还必须持有由医院出具的有效证明，证明消费者食用在这家超市购买的红心咸鸭蛋后致病，且能表明其损害程度。如果按照这位负责人的说法，权威检测证明的高昂费用就会让消费者望而却步，消费者维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
　　当然，如果“红心蛋”事件是一起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件，根据“谁起诉，谁举证”的一般原则，北京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法律依据。但是，现在“红心蛋”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已经被刑拘，说明“红心蛋”事件是一起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。根据刑事案件由国家追诉的原则，消费者因为“红心蛋”事件犯罪行为受到的伤害是国家司法机关必须查明的犯罪危害后果。如此，“红心蛋”事件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就已经转化为司法成本，完全应该由国家买单。

　　我国刑诉法设置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，按照规定，司法机关在解决“红心蛋”事件主要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，也必须解决因为犯罪行为对消费者所造成的损害赔偿。虽然我国还没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，但是按照刑诉法规定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，如果是国家财产、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，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，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。“红心蛋”事件涉及的赔偿面广，既然司法机关必须查明案件的危害后果，不如由检察机关代表广大受害的消费者提请附带民事诉讼，这或许是一个可以弥补我国法律缺陷的非常有益的尝试。